杨善洲:六十年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

2011-04-07 w88手机网页版登录-ww优德88 com优德官网-w8809

“杨善洲,杨善洲,老牛拉车不回头,当官一场手空空,退休又钻山沟沟;20多年住深山,拼了老命办林场,创造资产几个亿,分文不取乐悠悠……”这是云南省保山市群众自编的一首歌谣,赞扬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。

  杨善洲1927年生于保山施甸县姚关镇大柳水村,1950年参加乡农会和武装队,先后在施甸县和保山地区任领导职务,1977年起任保山地委书记,1988年退休。退休的第3天,他返回家乡大亮山,住茅棚,修山路,在荒山上义务造林。在寂寞的山里,他“冬天当团长(烤火围成一团),夏天当县(陷)长(下雨后都是泥巴路)”。为了多栽树,他在街上捡果核,翻垃圾桶。20年过去了,杨善洲将呕心沥血建成的5.6万亩茂密的林场,其中有上大街靠捡果核种下的50多亩果园,无偿奉献给国家。2010年5月5日,他将政府奖励的10万元捐给保山一中,用于资助高中部贫困学生。

  2010年8月中旬,记者沿着杨善洲的足迹,对这位近20年的老典型进行了深入采访。杨善洲同志那纯洁的心灵、高尚的情操,令记者深深震撼。这位老同志,60年来,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,以超然物外的思想境界,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前面,公而忘私,公私分明,廉洁奉公,一辈子不为子孙积财,一辈子不为自己“留后路”,一辈子淡薄权力、名利、地位,一辈子实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。

  “一辈子把党和群众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前面,老书记做到了!”保山市委组织部一位正义感很强的普通司机对记者说。

  杨善洲告诉家里:“别以为我是地委书记就有钱,我家的房子,不能比周围群众的好。”83岁的老伴张玉珍说:“他当官是给老百姓当,不是给我们家人当!”

  大柳水村,青山环抱,处处山明水净,状如釜底。杨善洲老家的房子在山坡上,是2006年新起的一栋砖瓦房。大女儿杨慧菊说,之前的房子几乎是全村庄最差的——漏雨就用土罐接,雨大水往房里灌。

  上世纪70年代,家里人给杨善洲捎信说,房子漏雨无法住,赶快寄钱修补。杨善洲摸遍全身,找不到钱,寄了仅有的30元钱。他附上一封信:“现将这30元钱寄回家,先买几个盆盆罐罐,哪里漏雨就接一下。眼下的农民比我们困难的还很多,村里的房子比我们破的还很多,别以为我是地委书记就有钱,我家的房子,不能比周围群众的好。请你们理解……”

  担任地委书记多年,杨善洲的工资哪里去了?给他当过秘书的苏家祥告诉记者:老书记用钱很“散”,到哪个村看到谁生活太困难,就掏出工资去买点粮食、被子接济;哪个生产队没钱买籽种,他也掏钱帮着买。“他把大家当成了自家,还能有多少钱给家里?”苏家祥说。

  1995年,杨善洲退休到大亮山植树造林去了。家里人借5万多元在施甸县城附近买了一块地,勉强盖起了一栋房子。老伴张玉珍特意找他谈:能不能凑点钱帮儿女们还还账?杨善洲东拼西凑了9600元。老伴说:“9600元,能还5万?”杨善洲摆摆手:“你还不知道?我真没钱!”结果,房子没入住就卖了。此事在保山市广为流传:“施甸有个杨老当(文革期间被定为‘当权派’),清正廉洁心不贪;盖了新房住不起,还说破窝能避寒。”

  离开林场后,杨善洲住在保山市小女儿家的宿舍楼房里,屋里陈设简朴,几个旧沙发占据一大半客厅。小女儿说,父亲对生活没有要求,有时候一顿饭就泡个冷包子、馒头。父亲住的那间屋里不让装地板,还是水泥地面,怕他冷,给他放了块地毯。他最喜欢穿中山装,最贵的一套衣服600多元,到省里开会时才穿。

  杨善洲的孙子曾对他说:“你当官那么多年,连张十万元的存折都没有。有的县委书记干几年,三四十万的大房子都有了。”杨善洲回答:“要跟群众比,我有工资生活就可以了,房子不漏雨就可以了!”

  杨善洲不仅不给家里一点点“特殊”,而且让家里人过最普通的群众生活。他的家人,与最普通的群众一样,承受着生活的艰辛。

  任保山地委书记期间,按政策,杨善洲的母亲和妻子可以“农转非”,他却把组织部门办好的手续压在抽屉里,一直不办。问及此,杨善洲解释说:“我当时想,大多数科、局长,还有地委委员的家属都是农民,我这个‘班长’怎能转?”

  今年59岁的大女儿杨慧菊在小学六年级时退学回家照料妹妹。家里没人挣工分,她18岁结婚,找了位上门女婿。二女儿曾是代课教师,后来考上了公办教师。为此,县里特意叮嘱杨善洲秘书说:“请你一定要告诉‘杨老当’,他家老二是自己考上的,和我们没关系!”

  三女儿杨慧琴在姚关镇中学读初中,每个学期花费差不多300元。这笔钱,家里有时也付不起。一次交学费,大姐杨慧菊砍掉屋后竹子卖,赶了8次街,凑得两百元,以至于杨慧琴几天没上课。经学校反映,施甸县有关部门建议,将杨慧琴送到保山第一中学,便于书记照顾。杨善洲知道后发脾气:“山里娃大都就近读书,为什么书记的子女就要到保山来读?”他反问道:“如果我不是地委书记,这件事该怎么办?”

  1986年,保山地委下派到施甸县姚关乡任副乡长的一位年轻人,看到杨善洲80多岁的母亲经常生病,家里实在困难,便跟民政商量,送去两百斤粮食。杨善洲知道后,立即叫家里把粮食送回去,并狠狠批评了那位下派干部:“大家都在穷,我一个地委书记能富得起来吗?”

  在杨善洲这里,公家与私家犹如楚河汉界一样清晰明了。杨善洲回家,自己买长途客车票。他的理由很简单:“回家是私事,不能用公家车。”1988年4月,杨善洲回家后,准备与三女儿杨慧琴一起返回保山。离开家走了几个小时,到达姚关镇,突遇大雨,父女俩便在镇里躲雨。晚上八点多钟离开镇里,镇里担心他们安全,想从供销社调个车送他们到县城,杨善洲坚决不同意。镇领导给县委办打电话,县委办为难了:专门派车,杨书记肯定不坐,不派车又的确危险。上下商量后决定,安排司机师傅沿着大路迎着老书记父女俩走,碰面时不停车,开过几公里后再折返回来,借口对老书记说刚办完事,请他们搭顺路车。如此这般,父女俩才上车回到县城,接着换乘长途客车抵达保山。

  杨慧琴告诉记者,她在保山读书时,一次放假回家,正赶上父亲去姚关镇出差,就想搭车。父亲说:“我是公家的人,办公家的事,坐公家的车。你是杨善洲的囡,凭啥坐车?”

  杨善洲“家风”很正,对家里人很“苛刻”,家里人却从不对他苛求,也没有因他做官而感觉不同。杨慧菊的大儿子目前在施甸县由旺镇做副镇长,没想过托爷爷走关系,而是“有多大本事做多大官”。

  回顾84个春秋,杨善洲说:“只有一件事还没落脚。”原来,保山机场举行通航庆典时,送给杨善洲等嘉宾每人一块电子表,直到临终前这件事都让他的内心惴惴不安。

  在杨善洲的心中,只有党的意识和群众利益。他不提拔身边人,不照顾家乡人。他“一辈子,不管在什么位置上,都要为群众着想!”

  杨善洲说,影响他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的有两件事——

  1944年滇西抗战爆发时,杨善洲去前线抬伤病员,搭档是一位叫刘贵的壮年农民。从松山前线抬回伤员,爬越高黎贡山,跨过怒江峡谷,往返80多公里。途中,为防止杨善洲滑下悬崖,善良的刘贵用绳索把瘦小的杨善洲拴套在担架上。爬山时,刘贵让杨善洲抬前面;下坡时,让他走在后面。刘贵总是把重的一头留给自己。“父老乡亲给我的,我一辈子记着,不管在什么位置上,都要为群众着想!”杨善洲说。

  1950年,解放军进驻保山后,佃农杨善洲家分到了几亩地。杨善洲高兴地说:“解放了,有地了,真心感恩共产党。以后,为了让所有群众都能有土地,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干革命!”杨善洲投身革命,拼命工作,很少回家。大女儿杨慧菊回忆,小时候父亲两三年才回一次家,自己三四岁时,看到爸爸回家就吓得躲起来。

  杨善洲告诉记者:“刚参加工作时,自己不明白什么叫革命,也不懂得怎样为人民服务,后来在党的培养下,才逐渐成长起来。自己这辈子,要兑现入党的誓言。”

  杨善洲26岁起担任县级干部,39岁担任地委副书记,50岁起担任地委书记,平民本色几十年不改。他喜欢戴草帽、穿着草鞋,当地群众亲切地称呼他为“草帽书记”。他脸色黧黑,双手粗糙,农民穿着,不在意“地位”和“身份”。有一次,杨善洲自己下乡,到乡政府打听乡领导。乡秘书看看他,以为是农民,便打发他说领导不在。杨善洲不急不恼,自己进村转悠,了解情况。

  作为地委书记,杨善洲除了开会很少待在机关,大半时间跑乡下,一辆吉普车三四个人,直接到田里,到群众中间,看茶叶,看甘蔗,看稻谷,等情况摸透了,才叫来当地干部。杨善洲原来的秘书告诉记者,做他的秘书,要苦得起、累得起,老书记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,碰到插秧就插秧、碰到种苞谷就种苞谷,好衣服肯定穿不成。有时,清早从保山到施甸县,60多公里的路,老书记已到县委,人家还没上班。

  保山当时下辖5个县,每个乡都有杨善洲的足迹。最远的龙陵县木诚乡地处中缅边境,不通公路,杨善洲绕路潞西,花4天时间赶到,了解群众困难程度,是否可以办糖厂。当地群众说,这是他们见过的最大官。

  杨善洲文化水平虽然不高,对基层情况却十分熟悉,每次会议报告都出自己的“口”。他先找来几个秘书,吩咐找些材料,然后自己拟个提纲,在大会上看着提纲,结合调查研究的情况站着讲。工作人员把录音整理出来,一篇报告就完成了。

  杨善洲说:“带领群众干,做给群众看,不高高在上瞎指挥,群众才会服你。”为提高粮食产量,杨善洲在保场镇种了半亩试验田,改种粳稻,自己用“三岔九垄”式插秧,一亩地提高产量三四百斤。直到现在,保山当地群众还用“三岔九垄”办法插秧。杨善洲另外还有“坡地改梯田”、“条田”,茶叶、包谷等试验田,群众称呼他为“粮书记”。

  杨善洲从不说共产党员该如何如何的“大话”,对群众感情真挚。1976年腾冲县抗震救灾,一批救灾布料淋了雨,地委允许群众用布票购买减价布料,却不许干部买,不许和老百姓抢好处。杨善洲看到一位干部进了供销社,就劈头盖脸问:“你去供销社搞什么名堂?”

  1986年6月,板桥镇宗家山村杨春兰老人反映:他去卖猪的路上被截了,说他偷猪。有关部门不问青红皂白,将他的猪没收,并罚赔80元钱。家里名声坏了,两个女儿嫁不出去。杨善洲马上派干部调查,给杨春兰洗掉冤屈。

  杨善洲开展自我批评,从不给自己留情面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杨善洲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当时认识不过来。思想通后,他先后3次在全地委的三级干部会议上公开承认认识不到位,工作推进慢。

  杨善洲下基层从不允许吃饭不结账。有一次,在龙陵县调研,在县委食堂吃过饭,秘书去结账时,县委书记说:“一共8块5,算我头上好了。”不料,回保山路上,车子已经开出60多公里了,杨善洲问是否结账,秘书如实汇报了情况,杨善洲命令马上停车,让秘书截个车回去结账。结果,往返车费花了30元,在龙陵县住一夜又花了三块五。秘书问:“为了8块5的饭钱,花了33块5,值不值?”杨善洲回答:“这账不能这么算,不能占基层便宜!”

  又一次,杨善洲在腾冲县界头乡永安村栽了三四天秧后,要召开一个村小组会。乡里看大家辛苦,杀了一头猪改善伙食。一桌五六个人,摆了四桌。食堂师傅端一大盆肉出来,被杨善洲看见,问哪来这么多肉,赶快端回去,师傅十分尴尬。乡里干部不敢讲实话,就说是病猪。杨善洲说,病猪那就更不能吃了。秘书只好坦白,大家插秧都很辛苦,光吃些青白小菜身体受不了,大家凑钱付账就是了。杨善洲这才同意吃。返回前,秘书支付伙食费,乡里急了:“你们来帮我们劳动,我们不能收饭钱!”无奈,秘书把钱藏在床铺枕头下面,回到县城后,给乡里打电话予以说明。

  杨善洲从不提拔身边的人,这是他在担任地委书记期间确立的“土杠杠”。凡是提干,先由组织部门提出意见,常委会讨论,杨善洲从不打招呼。祝正光说,他任秘书时,卫生局长看中他,杨善洲始终不表态,组织部门没法办理,于是不了了之。然而,对于基层扎实肯干的干部,杨善洲不拘一格提拔。1980年,中央要求提拔使用有文化的年轻干部,23岁的杨习超便成为当时全省最年轻的公社书记。二十多年过去了,杨习超手上的老茧,现在还能摸得出。

  杨善洲从不特别“照顾”家乡。老家的人来找过几回,杨善洲说,“以后不要来了,影响工作。我退休后,会给家乡办件事!”

  杨善洲早就决定:“退休后,回大亮山种树去!”没有房,自己搭窝棚;没有路,自己铺。冬天,脚上穿着露出大脚趾的黄胶鞋。他在荒凉的山上造林20年。

  杨善洲告诉记者,在地委做领导,不方便照顾家乡,遭到埋怨。“我当年告诉过他们,退休后给家乡办一两件事。”杨善洲说。1988年,退休时,省委组织部领导与他谈话,希望他住在昆明安享晚年,杨善洲回答:“退休后,回大亮山种树去!”

  上山造林,老伴劝他:“等你坟头长草了,树还砍不了呢!”杨善洲说:“我们死了,后代还可以享受。谁也不去造林,再过几十年连烧柴都找不到了,人怎么活?”

  大亮山在施甸县城东南约50公里,平均海拔2600多米,杨善洲12岁失去父亲,与守寡的母亲艰难度日。母亲常常带他到山上挖野菜、草药等到集市上卖,是大亮山养活了杨善洲一家。

  上世纪80年代初期,杨善洲到大亮山调查。由于乱砍滥伐,大亮山一带山不长树、地不产粮,群众“一人种三亩,三亩不够吃。”粮食亩产越低,越拼命开荒,一个村每年开荒50多亩。结果,生态破坏,大亮山山光水枯,群众吃水要到几公里外的地方人挑马驮,在太平地、雷打树等村庄,村民结婚时,彼此不送红包,而是用几挑水做贺礼。杨善洲说:“山不绿,地瘦薄,这是山里的穷根子。”

  大亮山林场涉及11个村委会,50多个村民小组,“山林”承包到户,联营面积达7.2万亩。1988年,杨善洲提出“国社合作”建场方案:村集体投入土地,林场负责栽树、养护,收益按照“国家八成、村民两成”分红,地方领导和乡亲们都赞成。

  当年3月3日,也就是杨善洲退休后的第3天,他卷起铺盖当晚就赶到离大亮山最近的黄泥沟。杨善洲从地委大院消失了,大亮山上多了一个赶马人。大亮山群众有人叫他大爹,有人叫他大哥——他们也不清楚杨善洲是多大个官。没钱建住房,杨善洲带领大家用树杈枝叶搭窝棚;没有公路,大家人挑马驮,把锅灶、粮食、行李搬上山。整地、育苗,雨季一来,杨善洲就带领大家起早贪黑植树。1988年,造林5000多亩。

  “好个大亮山,半年雨水半年霜;前面烤着栗炭火,后面积起马牙霜。”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,杨善洲领着职工一边造林,一边动手,花了7000元修建起40间油毛毡房。这油毛毡房,冬天冷,夏天闷。山里风大,雨多,潮湿,杨善洲一住九年多。吃饭、办公的桌椅、床铺,大家因陋就简,就地解决。没有肥料,大家提着粪箕到村寨路上捡牛马猪粪作底肥。没有资金,杨善洲奉上一张笑脸,多次到省、市相关部门跑项目……

  在林场,杨善洲每天早上六点多起床,七点干活,一直忙到晚上六七点钟。雨季以造林为主,从12月到来年6月则是巡山防火期,一天要走十几公里路。因为管理得好,大亮山林场至今没发生过大的火灾。

  1992年,大亮山林场建成第一间砖瓦房,杨善洲执意不住,“我一个老头子住那么好的房子干么?”硬是把新房让给新来的技术员。1999年来到林场的现任场长董继军说,老书记是最后一个从油毛毡房里搬出来的,也是最后一个从砖瓦房里搬出来的。9年多的油毛毡房生活,使杨善洲患上了关节炎和风湿病。

  做林场场长与地委书记哪个难?杨善洲说,场长难当:无论大事小事都得亲自去办;有时还得请客吃饭。他从不送礼,能办就办,不能办就算。不过,老书记造林得到各方支持,办事顺利。

  杨善洲上大亮山种树后,老秘书苏家祥以保山日报记者身份采访他三次,其中一次边烤火边聊到凌晨两点多,越聊苏家祥越觉得沉重。老书记最初和孙子一起上山,山上雾气大、条件差,孙子待不住走了。大冬天的,杨善洲就穿双磨破的黄胶鞋,露出大脚趾。回来后,苏家祥买双警用皮鞋送去,说:“你也不能太不在乎自己的身体了,这是我第一次向你‘行贿’!”

  杨善洲的职务是大亮山林场义务承包人。这个职务,无需组织任命,不拿一分工资。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,工人发工资,杨善洲出义务,不取分文。林场执意发工资,他只接受每月70元的伙食补助,1996年增加到100元。

  林场场长董继军说,老书记吃饭简单,抽烟是老百姓抽的牌子,多年穿那么几件衣服。杨善洲办林场十多年,争取资金300万元,按当时的规定,引进资金可以提成5%-10%。杨善洲一分不要。他说:“引进资金项目是本分,怎好意思去提成?”

  1999年11月,杨善洲修枝时,踩到青苔滑倒,左腿粉碎性骨折。花了两万多块钱医药费,林场要给他补一部分,他坚决拒绝。病愈后,他回到大亮山,离不开了拐杖。

  省市领导考虑到杨善洲年纪大了,往返林场办事不方便,就专门为他配了辆三菱车。杨善洲坚持支付路上的伙食费,子女坐车要付钱。他说:“当个领导够‘特殊’的了,还要多占便宜,太不应该了!”

  记者看到,在林场的一片果园里,碗口粗的果树行列整齐,树种却很杂,有桃树、苹果树、木瓜树等。董继军场长道破秘密:“凡是能捡到果核的树种,果园里都有。”原来,为了多栽树,杨善洲当年经常到大街上捡果核,翻垃圾桶。有的人说,地委书记干这事太丢人了。杨善洲却十分坦然:“不花钱又能富山,何乐而不为?”

  杨善洲将5.6万亩林场移交,不沾一点好处,不带一根草去。县委决定奖励10万元,也被他回绝。杨善洲说:“我公开讲过的,退休后给家乡群众办点实事——共产党人说话算数,不能哄弄群众嘛!”

  车进大亮山,森林望不到边。清新空气扑面而来,难觅当年秃山荒岭踪影。林场如今初具规模:人工造林5.6万亩,树种以华山松为主,杂木林有1.7万亩;修通公路26公里,架通高压线15公里;修建茶叶初制所1幢14格,职工宿舍7幢23格,守山哨棚5幢13格。茂密的山林中,活跃着白鹇、野猪、野鸡、狗熊,还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灰叶猴。

  记者惊叹:这就是一位花甲老人,用20年时间,披星戴月,带着大家,一棵树一棵树“造”出来的!

  以前的黄泥沟,如今流淌着清水。生态环境改善了,林场周围的土壤、气候、作物生长周期渐渐变化。摆田村村民黄继国说:“前几年,这里要么大旱,要么山洪暴发,地里常颗粒无收。这几年树多了,山绿了,风调雨顺起来了,即使下暴雨,也很少冲田毁地。”

  施甸县林业局林业资源管理站站长李和麟告诉记者,老书记带了好头,周围群众都自觉绿化荒山。全县学习大亮山,另外几个乡镇也办起了林场,老麦乡雪山林场种下了四五千亩华山松。全县森林覆盖率已接近50%。

  记者看到,一场山雨过后,雷打树村村民杨会材收购了村民蔬菜,正准备装车拉到保山去卖,菜花7角一公斤,大白菜5角一公斤。该村党支部书记杨发富介绍,2010年近8个月来,一个村民小组卖菜就收入了50万元,村里新添置了5辆农用车。

  眺望青青大亮山,有人算账:5万多亩华山松,每亩200株,一共一千万株。按每株30元算,总价值3亿多。林子每年成长,那更是一笔可观的绿色存款。也有人这么算账:生态效益无法估量,社会效益无法估量,共产党留下的精神财富无法估量。

  2008年11月11日,82岁的杨善洲把大亮山林场经营管理权,无偿移交给县林业局。移交林场时,他不沾林场一点好处,不带林场一根草去。许多人劝杨善洲:就不能留下点?也有人说他有钱不会要,是个大憨包。县委决定奖励杨善洲10万元,也被他当场回绝。杨善洲向记者坦承:“我公开讲过的,退休后给家乡群众办点实事——共产党人说话算数,不能哄弄群众嘛!”

  多少人曾经恭敬地伫立在杨善洲住过的窝棚前,心潮澎湃。油毛毡房已经朽烂,房顶垂下来几张破席子,剩下的床腿露出的是硬木桩子,上面布满青苔。窝棚前面的几棵雪松,郁郁葱葱,冲天而立。它们是杨善洲退休时用花盆移过来的树苗。睹物思人,“共产党的干部,不能在机关大院里作盆景,要到群众当中做雪松啊!”

  多少人曾经由衷地赞叹杨善洲难能可贵,他却平淡地笑笑说:“也不难得。白天造林、晚上烤火,不也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吗?”杨善洲说,平时最爱华山松,已立下遗嘱,死后就将骨灰撒到华山松林。

  杨善洲从1988年退休以来,获得全国、省、市表彰22次,先后被评为省市优秀共产党员、全国老干部先进个人、“全国十大绿化标兵提名奖”、“环境保护杰出贡献奖”、“中华环境奖提名奖”等。但是,面对众多荣誉,杨善洲告诉记者:“我最喜欢‘优秀共产党员’这个称号”!